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是建立在下面这些主要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某些类型的神经症病人似乎在坚持特别严格与高尚的道德标准，他们生命中的动机力量不是对快乐的渴求而是对公正和完美的热切追求，他们被一系列的“应该”和“必须”所主宰。
他们强迫性的道德目标十分严苛，他们绝不容许出现任何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他们觉得自己应能控制所有焦虑，不管这种焦虑有多严重，自己应该永远不受伤害，并且永不犯错。如果达不到自己所设立的道德要求，他们就会感到焦虑或者内疚。在这些要求的控制下，如果目前没能达到要求，病人就会责骂自己，甚至连过去的一些失败都不放过。虽然他们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但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被那些环境所影响；他们应当永远坚强地去面对任何虐待，没有任何的恐惧、顺从、愤怒等情绪。他们承担着超乎寻常的责任。
这些标准的强制性本质，弗洛伊德称其为“自我疏离”的特征。意思是，个人似乎没有权利对自我强制施加的原则说不；不管自己是否喜欢，不管自己是否赞同它们的价值，这些都不重要，就像自己无差别地应用它们的能力一样。如有任何背道而驰的情况，个人都必须有意识地在心中将其正当化，否则内疚感、自卑感或者焦虑就会接踵而来。
只要个人感到自己必须完美无缺，自我攻击行为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会为了自己的缺点而责备自己，不管是否有人发现他的缺点。他假装看起来相对独立于他人。对他们来说，必须得让别人承认他们的完美无缺。任何的异议都会使他们不安，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诚实无过正在遭受质疑。
有显著完美主义倾向的病人在童年时期会受到自以为是的父母的影响，他的父母会在孩子身上施加不容置疑的权威，这种权威主要参考一套标准或是一种个人专制管理。因此孩子承受着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比如说把实际上是父母或其他兄弟姐妹的错误归咎于他并加以责备。尽管此类不公平待遇并没有超越平均水平，但还是会产生超出平均水平的愤怒和不满，因为实际待遇与父母假装的绝对公正大相径庭。由于孩子无法确定自己的可接受性，他并不会将控诉表达出来。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孩子就会失去自身的重心，而把它完全转移到权威人士身上。就好像这个孩子决定去相信父母永远是对的。孩子做出的评估，关于好的或者坏的，满意的或者不满意的，愉悦的或者伤心的，喜欢的或者讨厌的，都是从外部世界获得，又在外部世界中留存的，跟他自己毫无关系，他再也无法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通过适应这种过程，他把外部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因此维护着这种假性的独立：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因此我没有其他义务需要去履行了，这样别人就不能干涉我了。通过遵守这种外部标准，个人同时也寻求到了某种坚强的力量，可以用来掩盖他现有的软弱。
通过对准则或期待的过度遵守，他将自己置身于责备和攻击之外，因而消灭了与环境的冲突，他的强迫性内在标准调节着他的人际关系。
最后，通过对标准的遵守，他获得了优越感。这种满足与通过自我膨胀而获得的满足很相似，但是又有不同：一个自恋的人也许很享受自己的优秀并享受别人对他的倾慕，而总是自以为正义的人，对他人怀恨的态度则占据上风。他们甚至会把轻易产生的内疚感看作美德，因为它们证实了个人对道德要求的高度敏感。
这一类人很少能从人际关系或工作中获得满足感，感情和工作都变成他内心对抗的强制性职责。他感觉生命不是自己的，他总是必须达成外界对他的期待。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把意愿和标准转交给他人，在义务的束缚下，他感到近乎窒息。所以，他想要战胜他人，仅有的方式就是在正义和美德方面赶超他人。
因此，此类顺服状态的对立面就是在内心反抗所有对他的期待。这类人也许会在不知不觉中阻挠一切对他的期待或者一切他认为的对他的期待。如此下去，结果往往就是产生倦怠和惰性。
一旦没有规则，他就会感到迷失方向。因此，他的恐惧不仅是因为面具被揭开，也因为他的安全感深深根植于他对规则与别人对他的期待的服从，如果没有这些，他就会无所适从。担心自己的面具被撕开是众多无形痛苦的源头。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又是一个跟随内心的人，只有攻克了里外不一造成的焦虑之后，他才能找到安全感，找到以自己为重心的感觉。
虽然“抛开伪装满足于伪装都是上天恩赐的宽慰”，但抛开伪装得到的宽慰似乎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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