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求职者，也不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我实实在在经历了多次职场兑变，商海沉浮。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从原华东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勘探系矿场地球物理测井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了位于河北任丘的华北油田测井公司，从此开始了二十年大型石油国企的职场生涯，直到2004年悄然离职。
我们那代人比较幸运，从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一夜之间成了令人羡慕的吃商品粮的人（备注，那个时间段还存在铁饭碗，一般我们农村人把那些城里上班的都叫做吃商品粮的，也就是旱涝保收的人），心里自觉也是美滋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年代，到处生机勃勃，充满朝气。尤其我们石油测井行业属于科技前沿，引进国外先进仪器设备成了时尚，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分配到了引进队，那时候华北有个斯伦贝谢CSU测井服务队，我们成立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消化引进工作。
第一次跟测井队上井，我晕车很厉害，那时候仪器车后边是封闭的，我们做后边车厢里，封闭空间出气都难受，路途又颠簸不堪，车一停我就急不可耐地冲下车呕吐的稀里哗啦。
为了尽快学会洋设备，我和当年一起毕业的几个人被派到斯伦贝谢在中原油田的一个培训基地参加工程师培训，那里的培训师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人，另一个是香港人，美国人讲课还算规规矩矩，大家比较满意，但那个香港同胞脾气有点大，动不动就朝我们发火，经常发生不愉快。
说实话，从培训基地获得的经验收益多多，斯伦贝谢到现在还是，从来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油服公司，它的严格的管理，先进的科技是我们达不到的。我看到，它的工作车间始终都处在干净利索，有条不紊的状态。斯伦贝谢财富满满，它的人员工资相对于我们是天文数字，但小到一付用过的手套，他都安排人回收清洗，然后摆好再用。
后来，我们顺利通过考试回到任丘基地，接管了那套二手CSU测井设备，开始进行技术服务。那套设备在河北，内蒙开展服务，最终转战新疆塔里木油田，因为，尽管国外二手，但国内它还是最先进的测井设备。
塔里木油田的基地位于新疆库尔勒市，一九九一年三月，我第一次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城市，那时候塔里木石油会战气氛正浓，指挥部坐落在老218国道边，天山西路的大二线一带，算是破旧不堪的平房，无论是北京来的领导如邱中建，还是新来如我等，都集中在那一排排破旧的平房里，那里原来是州棉麻二级站修建的员工宿舍，我们的基地就选在一个巨大的库房里。
塔里木会战初期，条件十分艰苦，几百公里沙漠，基本没有公路，我们测井车有时候需要拖车给带进去。有时候遇上沙尘暴，飞沙走石伸手不见五指，非常恐怖。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往沙雅附近一个井队，住在四处漏风的板房里，刮一夜风，早上起来身上，被子里，头发，眉毛，鼻孔都进了沙子，几个人互相一看都傻了。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喝的水，那哪儿是水呀，白白的一层沙，井队人说这儿都喝白水，白色的掺满沙子的水！
在塔里木那些年，由于我虽身子小，但能吃苦，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信任，先后做小队长，后来做了公司副经理。后来我去了青海分公司，凡四年，最后落在冀东分公司经理位上。
这期间，我因公去过第一世界美国，去过第三世界的伊朗，真正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大不同。
如果事情就此走下去，我的仕途理应是一帆风顺的，走上正果，也不失一段灿烂人生。
可是，这一切到了二零零四年就突然变向了。
究其原因，可能和这几个因素有关，一是我自己的性格，善于猎奇，不安分。二是时代在变，周围很多优秀分子成功创业的例子吸引了我，第三，越来越感觉，留给我创业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2004年元月，我擅自离开了冀东公司经理的岗位，辞职再次到了库尔勒，那里有我朋友开的一个技服公司，做总经理从此过起了被人称为老总的日子。
私企老板的日子不好过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没根没底儿没后台的人，所以，能够在一个地方开启一家公司并成功运行，当然是要有实力做后盾。在石油行业尤其如此，特别是涉及到安全的领域。
有几个重要节点是我参与的最棘手，也是最提心吊胆的领域，头一个就是招投标。
第一次参与招投标的是关系到公司生存的测试投标，招标主体是塔里木边缘一个大区。
我对于当地几家主要投标对手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国企的我们不敢碰，但几个私企还是旗鼓相当，拼的就是两样，甲方的关系，标书的制作。
谁都清楚，关键问题还是关系，因为人员设备基本是门槛设定好的，业绩也是有个最低要求，能否中标就看甲方打分了。
那一次，我们侥幸中标，承包了拜城县边一个小油田的部分业务。
但签合同不一定有工作量，我们只能千方百计去寻找各个派活科室，想尽办法拿到些活儿。
有一次，业务部门召集开会，我们的车因路堵耽误了几分钟，等赶到时会议室已经关门了，我试图进去，但被里边一个声音给吼了出来:谁也不让进，来晚了不给活儿！
这就是塔里木油田开会的规据，我欲哭无泪，也没办法遗憾走出来，郁闷了好几天。
不过项目还是相对顺利，我这人别的好处不多，但能吃苦，只要有作业队上前线，尽可能跟队上井，这样做也让我尽快熟悉了原来不熟的其他业务，我是搞测井的，公司还有录井，射孔，修井等业务，不得不深入了解。
几年以后，由于油田领导更迭，招投标政策连续向国企倾斜，不断打压民企的招标办法我们逐渐失去了原来的份额，这是我们没办法面对的，这些不合理招标是类似中石油这样大型国企的惯用手法，就是在招投标里严格限定投资商的人员设备构成，统统按大型国企的人员配备为进入尺度和杠杆，一般小公司在初审就被淘汰了。
我们对于这种不合乎市场氛围的垄断丝毫没有回手之力，只好放弃。
这几年疫情频发，所在地区不断地封城导致我们转向无门，人员清退是必然的，而且目前来看，只要封堵措施不变，政策不变，像我们这样的孤立民企很难又什么做为，这是大势，我们无力转变。
不过，我从来没有因为当初离开国企遗憾过，我不后悔。唯一感到不安的是目前的形势，新冠病毒传染以来，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类似我们的群体，国家给予了适当的税收政策，但始终一味地封堵恐怕不是长久办法，毕竟我们和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不一样，这关系到生存了呀，不可不察。
时下，精准防疫，科学防疫已经提到历史日程，但愿政策曙光来临，我们都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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