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所著《史记》，因其客观、严谨，其史学地位和价值在中国历史典籍中首屈一指，正如班固所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又因其兼具十分高的文学价值，更是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对每一历史事件、每个历史人物的记叙都采取谨慎的态度，注重核实真伪，对著名人物不拔高赞美，对恶行卑劣也不隐瞒，事实求是，其治学态度赢得后世尊敬。
《史记》从轩辕黄帝开始记起，至西汉汉武帝止，上下三千年，五十余万字，正如西晋张甫所言：“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也。”，本人热衷于对《山海经》及夏文化的研究，因此对《史记》也反复研读，除赞同古今学人对《史记》的赞美外，却发现《史记》在记载夏朝及以前都城时存在重大缺失。不知造成这种情况是太史公是不知为不知，还是刻意隐瞒，或是另有隐情。
为什么说《史记》在记载夏朝及以前都城时存在重大缺失呢？
一、《史记》在记载商、周、秦、西汉的都城时都非常明确、详尽。
1、《史记》记载商的始祖契因协助大禹治水勘定九州有功被舜帝封侯在商地。契励精图治，至成汤时其封地势力已十分强大。夏粲残暴不仁，被成汤联合其它诸侯灭之，成汤遂建商朝，定都于亳。亳位于黄河以南、长江以东、淮河以北、济河以西。其后商都城多次渡黄河北迁至奄地等地又回迁亳，反反复复，最终定都安阳，直至商的末代君王纣因暴政被周武王推翻灭国。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商从成汤王起至纣王止，历二十五王，先后在黄河南北的亳、璈邑、相邑、邢邑、奄地、亳、安阳建都，而其中武丁王都城所在地仍是其祖先成汤王的故都亳。
2、《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纣后建周。其灭纣时周的都城是镐京，即现在陕西西安沛河以西。周武王去世前留下遗命，建都洛邑，即今河南洛阳。成王继位后先定都丰邑，即今陕西西安沛河以东。后成王遵父遗命营造了洛邑。周朝历八百年，其都城就在镐京、丰邑、洛邑三地。而周朝的都城大部分时间都在镐京和丰邑，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打败，周都才被迫迁到洛邑，也就是西周的都城在镐京、丰邑，即现在的西安，史称西都。东周的都城在洛邑，即现在的洛阳，史称东都。
3、《史记》在记载秦及西汉都城时更是十分确定。秦王赢政灭六国一统天下后，自认功盖历代帝王，称始皇帝，建都咸阳。因始皇及其子胡亥严刑峻法施暴政，遂失天下民心，致陈胜吴广起义，天下群雄纷起。楚霸王项羽灭秦后，一把火将秦都城咸阳烧得灰飞烟灭，一蹶不振。汉王刘邦在下垓打败并砍下楚王项羽头颅后，建立大汉王朝，初建都洛阳，后听从张良、刘敬劝说，又将都城迁建在关中的长安，即今西安，至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著《史记》时，长安皆为汉都城。
二、《史记》在记载黄帝至夏时的都城时却语焉不详、闪烁其辞。
奇怪的是，《史记》在记载从成汤王建商朝至刘邦建汉朝，历商、周、秦至汉初，对什么朝代什么王的都城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建都、迁都及都城的名称都叙述详尽，但却对黄帝至颛顼至帝喾至唐尧至虞舜至夏朝的都城在哪里、叫什么名称却几乎一句不提，让人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远古的帝王都城到底在哪里。
1、《史记》在记叙黄帝时，称其是少典氏的子孙，姓公孙、名轩辕，其重振神农氏部落，修德立业，致各诸侯部落纷纷归顺。他率军队在阪泉的郊野大战炎帝，让炎帝部落降服融合；在涿鹿的郊野大战蚩尤，并最终将蚩尤擒获杀死。黄帝曾在涿鹿山脚下建过都邑，但大部分都带着自已的军队四处云游，因此其手下的官以“云”字命名，其军队也被称为“云师”，但其都城到底在哪里，叫什么名称，却一字未提。对颛顼、帝喾，《史记》也只是记叙了其功绩，对其都城在哪里，叫什么名称，也一字未提。
2、《史记》在记叙尧帝、舜帝时，除了记叙了他们的功绩以外，也对尧的都城在哪里、舜的都城在哪里只字不提。在记叙大禹时，除记叙他奉舜帝命治理洪水、勘定九州及建立五服制度、奠定国家形制基础的功绩外，只提到他在阳城辞掉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均，后各诸侯不服均，大禹才重继帝位。但阳城是否禹帝的都城，具体在什么位置，他真正的都城在哪里都没有提及。但《史记》却提到大禹疏通九州河道后，梁州织皮族的贡品由西戎西倾山经桓水运出，再经潜水船运，进入沔水，然后走一段山路进入渭水，最后横度黄河到达京城，似乎暗示京城就在离渭河不远的黄河边上，但究竟在哪里，却未明示。
3、《史记》在记叙夏朝时，从夏启建夏朝到夏桀荒淫无道被成汤灭国，共历十六代王，但这些夏朝的王城在哪里，也一句未提。只提及夏桀在有娀氏的故地被成汤军队打败，逃到鸣条，被成汤王抓获后流放致死。同时提到成汤王抓到夏桀后乘胜追击，进攻忠于夏桀的三凶（地名。因手机打不出此字，暂以凶代替，以《史记》载为准。），缴获了珠宝，为此成汤王的臣子义伯、仲伯写下《典宝》。成汤王灭夏后，本想迁夏的神社，却没有迁成，遂写下《夏社》，说明夏社不可换的道理。
三、为什么《史记》不明确记载夏及以前的都城？
太史公所在西汉初期，离夏末商初也有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距离。以太史公的“其文直、其事核”的治学态度，以及他为了写好《史记》，读遍《尚书》《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甚至《山海经》等，还西到过崆峒、东到过大海、南过长江、淮水，认真调研，下足了功夫。但夏末和商初，离得非常近，甚至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并行的，为什么商的都城记叙得那么淸楚，而夏的都城却记叙得模糊不清呢，更奇怪的夏以前往上推舜、尧、帝喾、颛顼直到黄帝的都城也都记叙得模糊不清呢？
1、可能太史公研究的结果是真不知道。
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他把黄帝至大禹至启的身世、家族谱系甚至一些个人的故事都说得活灵活现、明明白白，单挪下都城在哪里、叫什么名称不清楚好像说不过去。何况同期的商都为什么又说得那么清楚。
2、有意隐瞒。
这好象也不太符合太史公“不虚美、不隐恶”的作派。他在《史记》中记载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似乎与《山海经》称黄帝生于轩辕国、轩辕丘有很大的差距。但他又称黄帝曾居于轩辕山，娶西陵国的嫘祖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青阳和昌意，都封侯，一个迁居在江水、一个迁居在若水。而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下颛顼帝。而大禹系黄帝幺孙，系青阳一脉，并明确载明“禹兴于西羌。”，其娶的也是涂山氏的女儿，生了启。从以上描述看，太史公认为从黄帝到大禹都是生于、繁衍于蜀地，但他就不说黄帝至禹在是否在蜀地或蜀地附近建立了都城，真的让人感到奇怪，而且不符合逻辑。挦一挦，黄帝生于轩辕山，按《山海经》载：“有轩辕国，在江山之南”。江即长江，以岷江为正源，山即岷山，江山之南，也就是岷江岷山的南面，即现四川阿坝黑水县、茂县、北川一带，黄帝又娶的西陵女嫘祖为妻，西陵即现在四川绵阳盐亭县，生的两个儿子青阳和昌意封侯后又分别迁居在江水和若水，也就是四川的长江边和雅砻江边。而黄帝的玄孙、青阳的孙子禹却出生于西羌，即现四川阿坝、绵阳一带。然后禹又娶涂山的女儿为妻，生下启，涂山即现重庆附近，也就是说从黄帝到大禹都是妥妥的蜀地人氏。既如此，为什么他们的都城不在四川及附近，而是远在近二千公里之遥的中原黄河边，即所谓河洛之间。在那交通等都极其不发达的远古时代，这似乎十分不符合时空转换条件和逻辑关系。
3、有难言之隐。从殷商建都亳及最后迁建安阳，至始，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就一直在中原大地，其中在宋以前的唐、隋、晋、汉、秦、周、商，洛阳和长安作为都城都占居主导，为权力中心，“宅兹中国”，华夏也逐渐演变成了中华，从而在国人的潜意识中，我们华夏的祖先就诞生在中原，并变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自觉。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和语境下，太史公也不能免俗，他也必须要维护正统。试想，如果直接说华夏的祖先黄帝、颛顼、大禹等都是从偏远的西羌出来的，且老祖先的都城不在中原，会是什么情景，会是什么反映，会是什么结果？但太史公又是来秉直的，不然他也不会受宫刑。他调查的结论显然与正统观念有矛盾，他犹豫了，既不想有违正统，又不想有违良心和客观真实，因此反映在《史记》中载夏以前的历史、尤其是对都城这种有着明确标志性政治属性的描写，就只能采取模模糊糊、语焉不详这种技巧了。
真的难为了太史公，也真的理解了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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