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时，加入少先队，我比同班同学晚一年；读初中时，入团，我又比同班同学晚一年。当时，老师说的理由都是，我小，我比同班同学都小。这个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充分。因为，加入少先队和入团，都有年龄门槛。
?上大学时，入党，我也是“久经考验”，在临毕业前三天，即1985年6月28日，才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据说，这之前，多次上会，每次都是因为个别党员有不同的意见而被搁置。
?我们上大学那阵子，全国也没有几所大学，称学院的为多。如今，大学多了，我认为还是批判西方国家的结果，比如英国“野鸡大学”就不计其数。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就曾讥讽过这样的“野鸡大学”。光讥讽没有用，批判也没有用。因为它有市场。最近不是说北大某学院的院长XX花教授也在英国某“野鸡大学”买了一纸文凭吗？如今的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就叫华中工学院；当时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来改为大学，再后来就消失在武汉大学里。1981年，我上的就是如今已经消失了的曾经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院下面是系，系下面是专业教研室。
?当时，每个系每年招两个到五个班不等，每个班三十余人。每个系设党总支，党总支下面又有专门的学生党支部，支部书记由老师兼任。我后来调回学校后，就曾兼任过学生党支部书记。
?后来听说，其中有一次没有通过，是因为时任校学生会主席、学生党员李恩志同学不同意。他不同意的理由是，我有点自私。根据是，我从校学生会拿过纸笔。从校学生会拿过纸笔，确是事实。我是系里的宣传部部长，和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肖雯私交甚笃。每次到校学生会宣传部汇报工作时，在征得肖雯同意的情况下，顺一点纸笔到系里的宣传部使用，确实是常有的事。怎么说呢？如果说学校是大集体，系一级则是小集体，没有正确处理集体的利益，说自私，也靠谱。
?还有一次没有通过是，时任分团委副书记、我的同班同学赵慧传有不同意见。理由是，我时有骄傲情绪。具体依据，我不得而知。说我时有骄傲情绪，我也不否认。说实话，有些骄傲是骨子里的。
?奇怪的是，大学毕业后，李恩志和赵慧传两同学却成了我的至交。恩志先生，久在武汉，我在武汉工作时，他家里的厨房就是我的食堂。慧传兄，大学毕业后，先在哈尔滨工作，本世纪初调至帝都。每次进京，我必提前向慧传报到，然后见见面，叙叙旧。
?记得有一次支部会没有通过我入党申请后，系党总支副书记亲自找我谈话。他给我两点忠告，第一点是不要背包袱。我说：“请组织放心，我不会背包袱，思想上入党最重要。再说，对党的认识也没有几个人有我深刻。”他说：“这正是我要和你谈的第二点，你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我说：“书记，本来我是没有尾巴的，如果非得我夹着尾巴做人，那我就必须挺直我的胸膛，仰起我高傲的头颅。夹尾巴与挺胸膛、仰头颅，我只能二选一。请问您，您教我选哪一个。”他点点头，半天不语。然后说：“今天就谈到此，你回吧。”
?那次谈话，已经过去整整三十七年，但是，当时谈话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有时候，我想，如果再重新复盘，他再找我谈话，我说的话也不会改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既夹着尾巴，又还能低着头的，除了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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