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来到深圳，不经意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了。当初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伙如今已过天命之年。为了显摆自己，人们在回忆往事时都喜欢说“我把青春献给了……”。不过，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真正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深圳这片热土”。但是，深圳这片热土也没有辜负我，她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给予了我更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现在我可以发自内心、毫不夸张地说“我深深地爱上了深圳这座充满神奇的土地”。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对深圳的爱源于三十五年前我对深圳的迷茫……
1983年4月的一天，我随部队从云贵高原的贵州省安顺市坐闷罐火车，经过四天三夜的颠簸到了深圳火车北站。
在部队临出发前，首长们向我们宣传说，深圳靠近香港，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我们去要把那里建设成比香港还要漂亮的大都市。“靠近香港”、“特区”、“比香港漂亮”，多诱惑的词汇呀。下了火车我们一个个傻了眼，举目望去，整个深圳到处是黄土高坡，灰尘滚滚。连一条平整的路都没有，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子，连树木都没有。人们住的都是草棚，木板平房。遥远望去看到南边有一片正在施工的房子(如今罗湖的友谊大厦)；往西看有一栋大厦正在做外墙装修(如今位于福田区华强北的电子大厦)。
这是唯一找到可以安慰自已的理由–今后这些黄土高坡上都会建起一栋栋高楼大厦的。不容多想我们又上了部队的军用卡车，卡车沿着高低不平的土路从深圳的东边一路往深圳的西边摇晃过去。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一个叫竹子林的地方。这里就是我们部队的营地，营地西北面是一座座连绵不断的小山坡，东边是一大片香蕉林和荔枝林，再过去就是一大片农田，南边是海边，海边上有几个小渔村。营地占地面积足有五十多万平方米。所谓的营房就是一排排用竹子编成的草房，我们戏称它为“竹林宾馆”，房顶为了防漏水用沥青铺成。白天太阳一晒，晚上热的根本无法睡觉。最要命的是蛇和老鼠常常光顾，爬到我们床上与人共眠。
▲右为原基建工程兵304团团长李金忠（已故）
这片营地驻扎了四个团，一个师部，一个教导队，以及一些部队随军家属，约有一万五千人。这里生活设施匮乏，连自来水都没有。做饭的水是部队用水车去市里拉回来的。干部战士洗澡洗衣服只能各显精通，拿把铲子到附近山脚下挖地下水来解决。水是找到了，但是这里靠海，水里面碱性太大。水淋在身上粘糊糊的，这种水还伤皮肤，时间一长身上都长出一个个红泡泡，奇痒。一抓就破，破了就溃烂。我的一双脚至今仍留下一处处疤痕。生活虽然艰难，但是部队还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电子大厦、雅园宾馆、园岭住宅区、泥岗大桥、直升机场，一个个工程经过我们的双手落成了。
尽管刚到深圳时，这里的基础条件十分艰苦，生活条件十分匮乏。甚至连基本的水、电、房子等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俱备。但是，好在我们那时都还年轻，有理想，有信念。加上在部队几年的磨砺。就凭着那份坚忍不拨的理想与信念，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天灾人祸。经受住了台风、洪水、烈火的洗礼！
1983年9月9日，一场突如其来，强度为12级的超强台风正面袭击深圳。下了一天的暴雨，为了排水我们干了一整天的活，累的精疲力尽。晚上9点过后我们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早早地进入了梦乡。深夜凌晨，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不一会我们住的草棚的屋顶被台风掀掉了，再过一会整个草棚象一只气球一样被台风吹上了空中。我赶急从床上滚在来，趴在地上迅速地抓住露在地面上原来用于加固草棚的一截钢筋。就象抓住了一条救命程稻草，双手死死紧握钢筋，身体紧贴地面。
呼啸的台风如猛虎下，肆虐着大地。一排排营房被吹得七零八落，一棵棵大树被连根拔起。营房里的妇女，小孩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号啕大哭。场景一片混乱，景象惨不忍睹。约二十分钟后，台风稍微减弱，人可以在风雨中站立时，作为警卫班班长的我，迅速紧急集合11名警卫班的战友，并现场布置任务。兵分三路：一路由副班长带两名战友去司令部办公室看管文件档案。一路四人去枪支弹药仓库，配合库房保管人员加强警戒。我则带领另四位战友跑去部队首长及干部家属营地，负责家属的撤离工作。
部队所在地竹子林，地处一个偏避的小丘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赶到干部家属营地时，后勤处的同志已经调来了20多部军用大卡车，组织家属上车。将她们送往五公里之处的光明华侨电子厂（康佳电子集团的前身）车间安顿。从深夜一点左右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左右，才将几百名家属安全转移并为她们准备了有限的午餐肉、水果罐头、公仔面等食品。而我与一帮战友们十几个小时滴水未喝、粒米未进。饿得肚皮贴着后背。'回到营地，营房没有了，床板没有了，被子浸泡在没膝深的水里。只有几张铁架子床横七竖八地趟在水中央。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了，身上的一套军装被雨水打湿又被风吹干。
忍受不了肚子的饥饿，我硬着头皮去了食堂，此时的食堂已成了一堆废墟。求生的欲望，让我鼓足了勇气，将一块块砖头扒开，从几米深的废墟底下，找到了几个被脏水浸泡了十多个小时的馒头。顾不上那么多，先将七、八个大馒头一口气填进了肚子。结果到了晚上肚子翻江倒海，疼痛难忍，豆大的汗珠子从头上冒出来。卫生队的军医检查后确认为急性肠胃炎。卫生队马上调来救护车将我送到福田医院。上吐下泻，整整三天，我也休克了三天三夜。在医院住了7天院才好转。
等我出院回到营地，一排排草棚又搭建好了。原来的衣物全没了，到军需股领了衣服、蚊帐、被子搬进了新“家”。
没有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一波未平一浪又起。9月18日上午10时许，一场大火从天而降，从营地东边的202团随着阵阵微风向西边的203团、304团营地席卷过来。火舌吞没了一座座刚刚搭建不到十天的营房。等消防车来了，占地五十多万平方米的营地已成了一片火海。在家休息的战友还抢出了生活用品，而在外工作的战友所有的家当都付之一炬。大火过后，我们自我解嘲地说：在部队没有经受枪林弹雨的洗礼，到深圳搞特区建设却经受了台风、大火的考验。也有人说：我们工程兵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呀！
1983年9月13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基建工程中兵二万人集体改编为我市施工企业的通知》。9月15日，基建工程兵部队和深圳市政府联合在深圳戏院（现东门工人文化宫的东南侧）联合举行部队集体转业大会。2个师部，7个团，总计两万官兵，脱下军装。改编为深圳市第一至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市设备安装公司、市市政工程公司、市道路公司。
转业不转向，解甲不归田。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一刻无疑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将是刻骨铭心的。9月20日上午9时，在刚被烈火烧焦的土山坡上，临时搭建了一个主席台。我所在的304团在这里举行了庄严的转业大会。3千多名官兵眼含热泪，恋恋不舍地摘下了鲜红的领章、帽徽。全体起立，面向一面超大的“八一”军旗致最后一个军礼！然后依次脱下军装，现在气氛庄严肃穆。最后，大家齐唱《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就这样，军人变成了工人，绿军装换成了蓝工服。原来的团变成了公司，原来的团长成为总经理，原来的政委成了党委书记。我这个原来的警卫员成了办公室的公务员。
在部队过惯了供给制的生活，一下被推到浩瀚的市场大海中学游泳，个个都被又咸又涩的海水呛得不行。为了找工程干，我常常陪着总经理李金忠、党委书记姚瑞兴半夜到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等市领导的家里或办公室，汇报企业遇到的困难，要求市里照顾工程！因为，我们304团是中央军委授予的全军10个标兵团之一，在部队与地方都有知名度，李金忠团长是全军大比武的尖子，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接见。所以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找市委书记、市长汇报。那时的市委书记梁湘也没有一点架子，每天晚上一两点钟都在办公室处理事务，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干部。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更是一天到晚坐在吉普车上一个一个工地跑，了解工程进度。
尽管市领导碍于情面多少照顾一些工程，但总归是僧多粥少。公司3000多人面临无米锅。无奈之下，部分员工受不了这种煎熬，回家乡找关系调回老家，有的自已在市区找接收单位调离。有的拖家带口的无法生活，就在晚上去息业的菜市场门口，拣些菜贩丢弃的黄菜叶、烂水果回家充饥。还有些单身员工只好到火车站、汽车站要饭、要钱。对于军人来说，自然条件再艰苦他们都不怕，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无情竞争则让我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普通心理准备不足。
面对2万工程兵的这一惨景，深圳作家吴启泰、段亚兵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该报告文学在《特区文学》刊出后，引起了中央军委、广东省、深圳市各级领导的广泛关注。市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向基建工程兵倾斜。比如说：政府工程竞价不搞“一刀切”，通过“公开议价”，降低和杜绝不良承包商以极低价竞标带来的风险。工程兵企业抓住了这一契机，通过公平竞争拿到工程项目，精心施工，做出了市升直机场、红岭大厦、供电局大厦、泥岗大桥、笋岗大桥等一系列样板工程。工程兵企业的名声开始大噪！去年全国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命运》里面的故事与人物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从剧中我找到了我自己。每晚在观看时，那眼泪都会如拧开了的水笼头，哗啦啦的流下来！
熬过了最艰难的1983年与1984年，由工程兵改编的深圳市属7个公司在深圳渐渐地站稳了脚跟。情况也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飞速地到了1985年。工资从70元+15元的特区补贴，增加到了110元+15元特区补贴。月工资首次上了百位数。这一工资比当时内地的县委书记还要高出20元左右。此时我也到了22岁，老家介绍了一位教育局局长的千金给我认识，让我们书信交往。写了第一封信，当她知道我的公司是做建筑行业的，第二封信就要求我调回浙江老家工作，否则不会与我进一交往。我断然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那时尽管深圳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不如浙江老家，但是特区如火如荼的建设高潮，一日千里的成长速度，让我深深地恋上了这片换发生机、充满活力、热情四溢的边陲小镇。但是，她的话也给我提了个醒：建筑行业野外作业，日洒雨淋，辛苦不说，的确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尽管我从事的是办公室行政工作，与风险不搭界，但这个行业的确不被姑娘们看好是个不争的事实。
其实，在1984年开始，由于深圳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许多政府部门，公、检、法及银行、海关、商检等事业单位与一些大的公司，如外贸公司、物资公司、建材公司、医药公司蛇口工业区等等都在招兵买马，他们希望要的就是这两万基建工程兵，而我们1981年入伍的这批兵又是各单位争抢的对象。原因是，1、由于我们这批兵大部分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的高中，是由于没考上大学才来参军的，文化素质较高；2、都是1962-1964年出生的，十分年轻；3、浙江人骨子里精明能干、吃苦耐劳的非凡气质。
我一直在办公室工作，每个人外调的商调涵都经过我的手，看到昔日的战友一个个去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重新穿上了制服、戴上了大盖帽，内心羡慕极了。由于平时接触的人比较多，他们也挺喜欢我，当时的市规划局吴敏英局长，市公安局王九明局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罗显荣以及市委常委、蛇口工业区总经理乔胜利都要调我去他们那里工作。可是我的团长李金忠（后来的总经理）就是不放我走。
他说：“你从17岁就跟着我，是我的拐杖，我丢不下你。你也不能不管我。”我是个讲义气的人，不想让老爷子伤心。直到了1985年的3月，我从市领导那里得知，市里要将李团长调去市里工作，提升为副厅级干部。4月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波也来公司了解情况。这使得我下定决心要离开原来的公司。此时，正好电子工业部深圳办事处来公司调人，说是分配到京华电子公司。对于京华公司，我并不陌生，1983年6月份首次回家探亲，就从这里买了一部8688双卡收录机回家。爱华、京华、华强、中航技是上埗工业区最有名气的企业。
在我的一再请求之下，李团长同意我调动。但是他对我说：“小罗，我将你当儿子了，之前浪费了你许多机会，我希望你去政府机关，不要去企业。政府是铁饭碗永远碎不了。而企业不一样，随时都有倒闭关门的危险。”可我的想法是：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些有识之士都主动放弃了优越的政府机关。“下海经商”已经悄然在市机关进行。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让我拒绝了老领导的好意。老领导看我这么倔，也就让步了。但是他还是放心不下，亲自用他的丰田吉普车带我来到京华公司见了常钟山总经理。老领导对常总说：“小罗跟了我四年，是个好兵，现在我将他交给你，你要继续好好地帮助教育他，用好他。”
就这样，在1985年的4月份，我就调到了京华公司上班。被分配在公司办公室从事人事工作。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个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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